映象新闻

只不过中国的资源不是石油，而是人力，是被外国人描述为庄稼一样的老百姓，你只要收割就行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做一个假设：如果工商业改造没有进行，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私营企业，1958年那样到处造高炉大炼钢铁行不行得通？我认为行不通。而反右、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乃至文化大革命都是发生在国家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之后。

1949年以后的中国，则没有了社会资源民间资源这些概念——连大学的社会学系都取消了。为什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要对自己拥有的资源负责，他们不敢将自己拥有的资源当成赌注乱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其领导者不对具体的资源负责，但对自己的历史使命负责，对自己的信仰负责，他们要在地上实现天国，就不惜动用全社会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来实现自己的信仰，理由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几十个补丁的睡衣只是个人的生活习惯，道光皇帝除了龙袍没有补丁外，内衣和家常衣着都打有补丁，这又能怎么样？而道光皇帝哪里能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袖拥有对国家资源无穷大的使用权力和使用权利？有了对国家资源无穷大的使用权力和使用权利，才可能在神州大地上一场接一场地搞运动——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7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运动和反右运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插红旗、拔白旗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1960年农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1961年整风整社运动、1963年学雷锋运动、1963～1964年城市五反运动、1963～1966年四清运动、1964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65年抗美援越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和大串联运动、1967年造反派全面夺权运动、1967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和斗私批修运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运动、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1970～1971年亿万军民野营大拉练运动、1970年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批林整风运动、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回潮运动、1974年评法批儒运动、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评水浒运动。要好些，好在哪里呢？就好在富人得势的社会中，共富的契机总是存在，得势才能致富 的社会里，凡能致富的资源全给垄断了——不让别人去共他的富。虽然重庆地方政府要实现共富的决心可嘉，但是，当一个国家大多数地方国有企业都被政府贱卖（应该也包括重庆吧？）、国有的土地被有着国有资源使用权的人们拿去做私人交易达十多年之久时（应该也包括重庆吧？），我要怯生生地问一下：谁与谁去共富啊？。

社会和民间力量不见了，国家当然地包办一切。让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工能办得起厂、开得起像样的店。我国政府以优惠利率提供给国有企业的资金占用了我国正式金融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大约三分之二的资源，而且这一比例在回落到目前的80%之前，在2008年至2010年间曾升至90%。

中国不放开中小银行发展限制，民间资金就会被迫转为非法途径，由于不规范和非法成本高，就要求收益高，就成了高利贷，再宰中小企业一把。占用过多信贷资源，就会挤掉中小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机会，增加资金成本，加之投资膨胀引起的通货膨胀、成本上涨，就会挤压中小实业投资于实业。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资金需求压力上升和高利贷疯狂发展，进一步提高融资成本和加剧融资难，金融业却如2003年非典时期的医药行业一样获益。这种情形，又迫使许多民营企业和资金逃离低利润的实业，加入到高利贷、房地产等高回报投资，其中高利贷又多是投入到最大暴利产业房地产，这从温州炒房团和鄂尔多斯等地的房地产与高利贷的关联可以看出来。

与贫富差距巨大所塑造的市场环境类似，实质城市不足也导致这样的问题。如资本主义历次经济危机一样，贫富差距大，消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一次一次的危机干扰经济。

由于政府责任的缺失，保障房的不足，让等待结婚买房或改善居住条件或迁移的人被迫购买商品房，于是商品房需求变得刚性。中国货币何以泛滥？近三十年来，中国货币高速增长，除了经济增长的需求之外，货币化的推进和资产价格的上升也是其重要需求，积极财政货币政策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则是其重要推手。一位温州企业主向记者透露，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在2011年全球经济不稳定、中国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紧缩的背景下，许多中小企业困难，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出现了跑路潮，危机暗涌。

1990年代以来工业与服务业发展的推进，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迅速号召他们来到城市，尤其是年轻的农村人。由于通货膨胀会恶化企业经营，股市难以消化通货膨胀。服务业创造就业岗位多，服务业需要的大学生多，研发、设计、品牌等劳动价值高且利润高。可以说，中国超过100%的货币供给是外汇储备占款，欧美中央银行替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投放货币。

低档产品有需求，企业也总难以主动放弃，至少是整个行业如此。贫富差距巨大、低工资、低实质城市化等，就会导致服务业发展不足，产业次序发展受阻或不正常。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就会加剧就业难、低工资、贫富差距、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再而恶性循环。接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接踵而来，中国在2009年投放的海量货币也逐渐变成通货膨胀和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上涨。

各国为了保持市场效率在防止垄断和打破垄断，中国却在人为制造国企垄断。最高端的，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在品牌、技术上已经领先，对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来说，竞争这个市场比较困难。2007年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达70.6%，印度仅为34.2%，是印度的两倍有余。1999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仅1450亿美元，截至2011年6月末已经增至3.197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0.86%。货币象征着财富，货币也分配着财富，货币泛滥则会颠倒财富的创造与财富的收益，破坏财富的真正生产创造。但问题是，中国贫富差距巨大，这个中间消费群体不足，对大多数企业或者绝大多数企业来说，低端才是他们的市场。

产品与品牌升级支撑企业的升级，企业的升级带动劳动者与劳动者工资待遇的升级，就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升级一样，这和当时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下日本国民收入快速增长是分不开的。中国近年来的房地产，就像2007年上证指数连破3000、4000、5000、6000点四道大关一样，房民不知要涨到哪里为止。

例如家具，有几个中国企业可以竞争过意大利的品牌？高端暂时与我们有距离，那我们做中端的吧。为抵御这样的危机，于是就使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投资消费，扩张财政货币，冲刷生产消费循环管道的泥沙，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反而恶化长期病情。

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下，一方面是市场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发展资源不足且面临成本上涨，无疑加剧实业的困难。中国实业怎么了？温州人炒房，因为温州人对市场对财富的嗅觉更敏感，就像不能责怪鼻子尖的人早闻到肉香一样。

代表最高人民权力的全国人大代表不是人民直选的，且7成又是官员，既没有代表人民消减行政开支的压力，也没有消减行政开支的利益动机，因为没有我同意消减行政开支你就选我继续当全国人大代表的利益交换。先是农业利润在生产率提高下变薄，工业的高利润导致产业转移，进而工业化。贫富差距大，富人集中过多财富，就集中了社会资金投资房地产，在股市发展不足或低迷的情况下，也只有房地产才能容下这么大的资金。但是，官员不是民选的，民众无法制约他们消减行政开支。

城市土地国有化制度，就让地方政府就垄断了城市的土地供给。货币膨胀扩大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又是货币膨胀的经济原因，贫富差距是当今世界经济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根源，也是中国货币膨胀与通货膨胀的根源之一。

如股市大涨获利后一样，继续预期升值且信心充足，升值预期继续吸纳资金流入。由此以来，以温州人领先，其他各行各业纷纷不务正业加入到房地产，就有了充足的经济学理由。

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提高企业成本，稀释实业受益，央行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又加剧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驱赶实业资金逃离实业，如进入房地产，同时金融业也会在这个时候收益颇丰。接着，工业在生产效率提高下也利润变薄，服务业的发展导致产业又向服务业转移。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9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26.72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78.74万亿元，外汇储备可以创造的货币供应量比中国现行货币量还要高。规律我们可以去了解，但我们无权责怪，不能归结为问题。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过高比例的人口参与劳动，使生产消费人口比例失衡，压低工资，反过来又制约消费压低工资。二是增加了房子的成本，同时缩减了房地产商继续开发的资金。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每人每月约1590元。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每人每月约493元。

金融抑制，中小银行发展不足，形成几家大银行主导的格局，把资金大量供应给大企业，使整体银行资金留给容纳绝大多数人就业的中小企业很少，甚至一些大企业再把从银行贷到的资金或从股市圈来的资金再高利息贷款给中小企业或转贷给中小企业的中间机构获取高利息。低端的市场，要的就是低价，什么品牌、技术、质量、研发、差异化等就很难施展，这样的市场需求环境塑造的就是低端价格战。

房地产为何如此魅力？房地产的最大魅力在于暴利、升值和升值预期。中国呢，近几年工会好了一点，而早一些时候，工会不是成为保护投资的工具，就是成为被有意默示在外资和民营企业背弃的对象，反正是工会成了政府为了投资为了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低工资是追求短期经济发展和财政增长的需要，劳动者权利也就成了追求短期经济发展和财政增长的牺牲对象。